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之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李汉俊、刘仁静任翻译。
       在开幕会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各地区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日、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准备，但由于人员分散，时间仓促，未能事先起草好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用两天时间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这三天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代表们集中精力对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认真详尽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商讨，既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
      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以及最终奋斗目标取得了共识，而对南北政府（当时广东政府与北洋政府并存争雄，俗称南北政府）的看法，共产党员能否在现政府里做官等问题则有较大的分歧，会议没有作结论，容后再议。
      7月30日晚，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按原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一圈。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问他是干什么的，来人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以后，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是有个社联，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
      马林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警惕性很高，在询问了情况以后，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即密探），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分头离开此地，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十几分钟以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三名法国警官带着四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法国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同时由于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机智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那么，突然闯入的中年男子是什么人呢？他又是怎么发现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多年的考证，闯进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因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又臂力过人，虽然不会讲法语，还是进入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1949年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程才没有被关进监狱。1956年，程子卿在上海去世。
      但是，对于程子卿侦查到一大会场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说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有两人说是因为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张国焘说：“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参加时下手。”陈潭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他说：“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李达回忆说：一大会场被搜查“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董必武说：“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以上的回忆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推测，没有什么根据。
      后来学者任武雄研究发现有档案资料说明，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是由于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引起的。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3月，他奉共产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赴上海，途经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的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于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因此，马林自欧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荷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并将他的情况随时通知上海英、法租界当局。这事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
      另据荷兰外交部几份档案记载，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兰总领事的一封信说，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马林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即处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下。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开会，也被盯梢。马林与一大代表离开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因为巡捕心中已有疑窦。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马林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虽然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租界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该报道说，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警察在搜查会场时，误认陈为“日本社会党人”，这也许印证了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总之，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林行动的同时，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太合理，因为如果侦探已经跟踪了几天的话，或者说已经知道马林的行踪的话，何以最初几天会议能顺利进行？巡捕房早就应该动手捕人了，不可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让程子卿单独闯入会场，从而惊动目标，事后再去，已是人去楼空。

      学者朱华否定了“马林因素说”，认为是程子卿偶然发现一大会场的，即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朱华以前认为程子卿之所以能发现会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走错了门；二是因听到106号有外国人说话而起了疑心，于是强行闯入。但是后来根据材料，发现程子卿误入会场，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中附有一份关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专门介绍，其中提到，该会总部在“贝勒路106/108号”，这很可能是“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李书城、李汉俊寓所的误记。因为：第一，这两家确实是打通的，“106/108号”的写法符合这一实际。第二，据《警务日报》的情报，全国各界联合会建立后，会址至少搬迁了四次，1920年6月，其设在恺自尔路15/16号的总部还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而从7月11日到18日，《警务日报》四次提到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均未明确其地址为“树德里104号”，仅有一次含混写着“望志路贝勒路口”，但是7月25日后，凡提到该组织，均不厌其烦地写明详细地址。因此，全国各界联合会搬入“树德里104号”，也许是7月18日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可能临时借用过李书城寓所。而情报没有那么及时的法租界警方，便让程子卿走错了门。说李书城可能借寓所给全国各界联合会，倒并不是随意想象，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
      根据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可以发现当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监视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它的总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104号贝勒路口的树德里104号”。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政治上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洋政府，而法租界当局为了支持北洋政府，于是就派遣程子卿去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社团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另外，7月2日的《警务日报》曾误以为“树德里106号至108号”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确定联合会究竟是在树德里104号，还是在106号至108号。当他在树德里寻找联合会地址时，听到106号客厅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于是就闯了进去，在一大会场内东张西望。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下楼而去。”这说明程子卿没有说假话，确实是把望志路106号当作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误闯入会场。
有人认为法租界警方下达取缔集会条例的命令，主要目的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或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朱华认为从资料来看，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这一举措也是针对社团的。早在7月24日早晨，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就前往贝勒路同益里5号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以开会须在48小时前函报警方并获批准为由，阻止该团体预定在当天上午举行全体大会。由于当时法租界巡捕房中国侦探人数很少，总共才6人，为了更有效地压制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法租界当局在阻止留日学生救国团会议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布这样蛮横的命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发布了几乎完全一样的命令。
       因此，可以断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动没有特定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据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天，说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并与之结拜，人称“程老三”，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耕莘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薛耕莘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薛耕莘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便求助于宋庆龄。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薛耕莘因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他认为，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